赫尔曼：《拼实业：美国是怎样赢得二战的》，李永学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有关美国或盟军何以赢得二战，流行的一种说法是——“盟军用雷达赢得了战争，用结束了战争。”此说法也常被用来论证科学与战争的联姻。的确，正是战争刺激了美国对科技的倚重，这一点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上映照的特别充分。一战之后，美国开始重视军事技术探讨研究。陆军的步兵从欧洲归来，思考着机关枪和化学战对于军种的意义，骑兵转而开始注重发展装甲战术。海军认识到，在导航、火炮的改进、新型战船设计、潜水艇、鱼雷以及无线电通信方面的进步，将直接决定其在未来的命运。空军在战争中更是直接感受到了飞机的威力与潜力，对空中作战的重视程度增加了分量。二战开始后，诸如诺伯特·维纳、冯·诺依曼、万尼瓦尔·布什等著名科学家开始不断加入到各自学科领域，开展军事技术探讨研究和武器装备研发，取得了丰硕成果，为赢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提供了巨大的智力支持。
应该说，在一战与二战之间，美国科技介入战争的这段历史粗线条或大轮廓是没问题的。但是，在二战之前美国防务军备到底状况如何？以及在二战期间美国是如何真正将科技力量通过兵工生产转化为战斗力的？这显然是一段有待考证的极有意思的故事。如今，美国历史作家阿瑟·赫尔曼所著的《拼实业：美国是怎样赢得二战的》，就为我们揭开了这段精彩的历史秘闻。该书围绕美国实业界威廉·克努森和亨利·凯泽两位非凡的人物，讲述了美国政府在战时如何高效动员私营企业快速将美军装备成强大武装力量的幕后故事。正是这些被战争动员起来的民用工业和在兵工生产中得到锻炼的美国普通工人，不仅支撑美国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而且助力美国在战后维持了长达30年的繁荣。
对于这段二战期间美国“民转军”的精彩篇章，赫尔曼在《拼实业：美国时怎样赢得二战的》一书开篇的评论，我认为是中肯的，也是惊人的：
“这是一个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些被遗忘的美国英雄们的故事。在战争之初，这些英雄们并没有身穿军装。他们身上穿戴的是职业正装，是粗布工作服和法兰绒上衣，是眼镜和阔边高顶毡帽，是小礼帽和安全帽，是白大褂，是电焊皮手套，是带有图案的头巾。他们就是美国的工商界人士、工程师、生产经理和产业工人。就是这些平凡的男男女女装备了有史以来最令人敬畏的战争机器：这是民主的兵工厂，它武装了同盟国的军队，击败了轴心国的大军。就是这样一支产业联军，它生产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有投入战争的同盟国军队装备的2/3。包括8.6万辆坦克、250万辆卡车和50万辆吉普车、28.6万架军机、8.8万艘海军舰艇、5600条商船、43400万吨钢、260万挺机枪和410亿枚各式炮弹子弹；当然，其中还包括，以及最为壮观的超级轰炸机——B-29。”
众所周知，美国在二战初期是不愿介入战争的，背后的原因也很明显：1933年开始执政的罗斯福面对的是其前任胡佛留下的经济烂摊子——失业率高达25%，工业生产也下降了1/3，财政亏空25亿美元。国内经济的困顿直接影响着防务军备的水平。在1939年，美国陆军航空队（空军的前身）仅拥有约1700架飞机，且都是战斗机和教练机，没有轰炸机，全部军官和士兵不足2万人。对比之下，当时德国空军拥有差不多8500架战斗机和轰炸机，是美国陆军航空队的5倍之多，而且大多数都是服役不足3年的先进机种。美国陆军的情况则更糟，当时陆军仅有6所制造武器的现役兵工厂，且在这些兵工厂中，85%以上的机器都已使用10年以上，许多还是从20世纪初就投入到正常的使用中的，甚至有些还可以追溯到葛底斯堡和安蒂特姆时代。兵工厂的窘境自然会映射在武器装备上，诸如坦克、装甲车、防空武器和运兵车等，当时的美军都十分落后。再比如，赫尔曼在书中提及这样一个案例：名将巴顿1939年夏季在佐治亚州的本宁堡担任陆军第二装甲旅旅长，结果其一上任就得知，该旅只有可怜的323辆坦克，不仅与德军装甲旅的2000多辆坦克无法相提并论，甚至连把这些坦克装配起来的足够可靠的螺钉和螺母都找不到。
依托强大的军备，德军的攻势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料，丘吉尔不断致电罗斯福寻求参战支援。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海军的航空母舰舰载飞机和微型潜艇突然袭击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在夏威夷的基地珍珠港以及美国陆军和海军在瓦胡岛上的飞机场。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这次袭击最终将美国卷入二战。对此，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曾说，他担心日本在珍珠港对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偷袭会“唤醒一个沉睡的巨人”。山本五十六的担心成了现实，珍珠港事件后的那个星期二，罗斯福在白宫召见了克努森。此前，克努森给罗斯福提供了1941年美国军备生产的报告：19290架飞机、50684台飞机发动机、97000挺机枪、9924门40毫米博福斯式高射炮、3964辆坦克以及其它装备。第二天，罗斯福在国情咨文中正式向美国公众宣告：美国能够在1942年制造60000架飞机，在1943年制造125000架飞机，并且要在其他生产数字后面加上了两个零。
上面这些令人振奋的数字背后，是美国民用工业强大的战争动员力。事实上，甚至可以说，在1940年4月28日，从罗斯福拨通克努森电话的那一刻起，德国和日本失败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比如，通用汽车公司在关闭了民用汽车生产线天，就能够开始军需品生产。其军需产品销售额从1941年的4.06亿美元急剧增至1943年的35亿美元，而且将41个业务部门的几乎90%都转为了军需生产，它最终生产出美国战争期间所有军需品的10%。再比如福特公司，1940年10月，美军成立了伞兵部队。1942年3月，美国陆军找到福特公司，商讨生产空降部队的滑翔机。当年，福特公司生产的CG-4A型滑翔机不足总数的1%。而在1943年，这一百分比猛增至36.6%。当美军于1943年3月在西西里岛和新几内亚的莫尔斯比港登陆，以及最后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美军便以如云般的滑翔机为先导，而且到处都有福特公司生产的滑翔机满载着美军士兵和他们的装备补给投入战斗。在战争期间，福特公司生产的军需品超过了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整个经济生产总量。美国强大的“民转军”战争动员能力，由此可见一斑。
总之，按照赫尔曼在《拼实业：美国时怎样赢得二战的》一书的资料，在整个战争期间，美国的汽车生产厂商一共生产了所有发动机的50%、飞机螺旋桨的30%、所有机枪的47%、所有航空炸弹的87%、坦克和坦克部件的80%、舰船和潜艇以及其他船只用的柴油机的一半，更加不用说美国陆军所有卡车、半履带车辆和其他车辆的100%了。此外，美国的汽车生产厂商还武装了盟国军队，“从提供给苏联红军的20万辆史蒂倍克卡车，到福特公司按照英国规格指标生产的运载布伦式轻机枪和机枪手的13893辆履带式小型装甲车，这些车辆飘洋过海，装备了每一个英联邦国家的军队。”以至于，当1943年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德黑兰首次会面时，斯大林举起酒杯祝酒：“让我们为美国的生产干杯，没有美国生产的武器，我们将输掉这场战争。”尽管斯大林的说法有外交辞令的意味，但想必也是有感而发。
年12月29日，在一次炉边闲话中，罗斯福号召让美国成为“民主的兵工厂”，这个说法后来成为美国战时强大军备动员力的标签。之前的5月15日，面对纳粹德国的猛烈攻势，英国首相丘吉尔抛弃任何外交辞令，直接了当呼吁美国进行援助：
40或50艘贵国款式陈旧一些的驱逐舰的贷款......第二，我们应该几百架最新式的飞机......第三，高射炮和弹药......第四，需要从美国购进钢铁，还有别的一些材料。支付美元的周期最好能尽量拉长一些，但是万一我们到了再也拿不出钱的时候，你们也要给我们一模一样的东西，到时候我应该感到这是理所当然的。”
美国很快动员起来自己的民用企业投入战争，经过战火的洗礼，经济得到极大刺激。1940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是997亿美元，1945年达到了2119亿美元（即使考虑25%的通货膨胀率，仍上涨了56.3%）。而且，战争还解决了失业的问题，20%的美国男性穿上军装走向战场，上百万工业岗位则被美国女性占据，即所谓的“女子铆钉工”。战争结束的时候，美国1/3的劳动力是女性。此外，战争还促使大量贫穷的黑人家庭从南方移居到了北方工业城市，这对美国经济的深远影响，在几十年后才逐渐显现出来。更重要的是，由于远离欧洲战场，美国辽阔的本土和工业设施没有受到战火的摧毁，而收获的战争红利，却让其在战后变得空前强大。对此，美国作家和著名经济史家约翰·S·戈登在《财富的帝国：一部记录美国经济发展的史诗》中写道：“美国军队拥有世界上最精良的装备，其规模仅次于苏联，它的海空实力比世界上其他几个国家的海空实力的总和还要强大。美国垄断着世界上其他几个国家眼中最骇人的武器——。有史以来，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拥有这样强大的军事、经济优势。”
赫尔曼在《拼实业：美国是怎样赢得二战的》一书中感慨，谈到美国何以赢得二战，绝大多数人关注的都是那几次关键性的重大战役：从中途岛到塔拉瓦之战，直到诺曼底登陆和硫磺岛战役，而事实上，在此之前，美国工商界已经打响并赢得了一次又一次战役，美国在此后一年才真正进入战争状态。或许，美国在二战期间这段“民转军”的历史，真真切切地让我们看到：
（【美】阿瑟·赫尔曼：《拼实业：美国是怎样赢得二战的》，李永学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5月第一版）
（1981-）国防科技大学国防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国防科技》杂志编委，中国军视约评论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远望智库特约研究员，《光明日报》社科普专家，中国指挥控制学会青工委副主任。
与人合著出版《从物理战到心理战》、《虎狼之翼：关于科学技术与军事变革的对话》、《适应者死亡：媒体狂欢时代的全球战略博弈》、《国防科技发展的策略论》、《科学、冷战与国家安全》、《制脑权：全球媒体时代的战争法则与国家安全》等9部作品，与人合译《技术与国际体系变迁》、《思想大战：脑科学与21世纪的军事》、《信息战：以柔克刚的艺术》3部。其中，《制脑权》入选中央国家机关干部“强素质-做表率”推荐读物，《中华读书报》年度百佳图书。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两项。
